考试的时候，肚子饿得咕咕叫，低血糖让我头晕眼花，握着笔的手都在微微发抖。我看着试卷上的题目，很多明明是我以前会做的，此刻却像蒙上了一层雾，怎么都集中不了精神。我拼命地坚持，强迫自己把题目看完，把答案写上去。等到终于考完最后一门，走出考场的时候，我已经眼冒金星，几乎要虚脱晕倒。

结果，可想而知。我的考试成绩一塌糊涂，分数低得可怜。最后，我只能去了一所教学质量很一般的民办大专。而周若媛，她毫无悬念地考上了全省最好的重点大学。

我至今都清晰地记得高考那天早上，在学校门口看到的一幕：周家的老管家陈伯，开着那辆黑色的、锃亮的奔驰车，稳稳地停在考点门口。周若媛从车上下来，陈伯还慈爱地往她手里塞了好几块包装精美的进口巧克力，叮嘱她考试间隙记得补充能量。

那一刻，我站在不远处的人群里，看着周若媛从容自信的背影，看着她手里那些我可能一年都舍不得买一次的巧克力，再想到自己空空如也的胃和渺茫未知的前路，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。我想放声大哭，哭命运的不公；又想疯狂大笑，笑自己的可怜和可悲。

勉强上了那所大专之后，我知道家里再也拿不出多余的钱了。为了挣学费和生活费，我不得不一边上课，一边拼命地找兼职。我做过餐厅服务员，在街上发过传单，最后找到了一份相对稳定些的家教工作，给几个初中生补习功课。

那段时间，我每天像个陀螺一样连轴转。白天在学校应付课程，晚上和周末就奔波在家教的路上。很累，真的很累，但看着自己攒下的一点钱，心里多少还有一丝盼头。我总想着，再坚持一下，等我毕业了，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，哪怕薪水不高，但至少能稳定下来，能让妈妈别再那么辛苦，我们的生活或许就能慢慢好起来。

我以为，只要我足够努力，总能从泥潭里爬出去一点点。

可是，老天爷好像特别喜欢跟我开玩笑，它似乎打定了主意，不肯给我留哪怕一丝一毫的希望。

妈妈在纺织厂那种棉絮飞扬的环境里，工作了二十多年。她的肺，就像一块用了太久、吸饱了灰尘的旧海绵，早就被细小的棉絮纤维塞满了。年轻的时候还能硬扛着，年纪一大，所有的毛病都找上门来了。

就在我大二的下学期，眼看着即将毕业，以为终于要看到一点曙光的时候，妈妈开始不停地咳嗽，胸闷，喘不上气。我带她去医院检查，诊断书下来那一刻，我感觉天又一次塌了下来——肺癌，中晚期。和爸爸当年一样的病。

拿着那张薄薄的纸，我的手抖得几乎握不住。我看着妈妈那张被岁月和辛劳刻满皱纹、此刻却因恐惧而苍白的脸，巨大的绝望像冰冷的潮水，瞬间将我淹没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偏偏又是我的家？为什么苦难总是盯着我们不放？爸爸已经被它夺走了，现在它连我唯一的妈妈也不肯放过吗？

那一刻，我所有的坚持，所有对未来的那一点点微弱的憧憬，都被这个诊断击得粉碎。我知道，新一轮的、更加残酷的折磨，又开始了。而这一次，我连逃避的资格都没有。

妈妈确诊后，情况急转直下，很快就住进了医院。她那点微薄的工资，在昂贵的医疗费用面前，就像扔进水里一样，没几天就花得一干二净。我学校、医院、兼职的地方三头跑，焦头烂额，好不容易才帮她办妥了病退手续，指望着能有点退休金救命。

可是，那点少得可怜的退休金，连支付医院一两天的费用都不够。看着催款单一张张地来，看着妈妈因为没钱而面临停药的风险，我急得嘴上起满了泡。我拼了命地去找家教，接更多的活儿，白天上课，晚上打工，深夜再去医院陪护，整个人都快被榨干了。可就算我把自己累死，挣来的那点钱，在巨额医疗费面前，也只是杯水车薪。

我感觉自己真的走到绝路了，前面是悬崖，后面是追兵，看不到一点光亮。

有一天，我实在没办法，又接了一个在商场门口发传单的活。穿着廉价的玩偶服，手里拿着一叠厚厚的宣传单，机械地对着来往的路人递出去，大多数人都是冷漠地避开，甚至看都不看一眼。那种滋味，真的很难受。

就在我浑浑噩噩的时候，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——是周若媛。她穿着一身剪裁合体、一看就价格不菲的香奈儿粗花呢套装，手里拎着精致的小包，正和几个同样打扮光鲜的女伴说笑着走进商场，显然是来购物的。